1937年12月中旬的南京，寒气已经透骨。城外炮声刚刚停歇，城内的秩序却比炮火更快崩塌。日军第6师团在东路发动总攻后，大批部队陆续涌入城区，其中就包括第23联队第2炮兵大队的小队长泽田护和他的手下。
这支本来负责火力支援的部队，在南京已不是单纯的炮兵单位。城破之后，他们的任务从“攻城”变成“控制”，而所谓“控制”，很快在街巷里变了味。
有一次，几名士兵在废墟边争吵，一个人喊：“小队长说了，抓到的女人由前线部队处理！”另一个不服气：“你在前线吗？你开过枪吗？”旁边的军曹冷冷插了一句：“吵什么，谁先抓到算谁的。”这几句粗暴的争执，看似琐碎，却点破了南京沦陷初期城内的真实状态：命令模糊，纪律松懈，暴行在这种氛围下极易失控。
从泽田后来留下的日记来看，他身处的那支炮兵小队，恰恰踩在这场集体堕落的边缘，并且很快被裹挟其中。
一、东路进城：从“军令”到“无人约束”的转折
日军南京攻略战中，第6师团沿东路推进，是主攻力量之一。12月13日前后，随着多处城墙失守，大批部队从中华门一线进入南京城内。炮兵大队原本应在后方进行火力支援和戒备，但城破瞬间，很多部队的实际行动已经超出既定任务。
泽田所在的小队在城外已经见到大量尸体。护城河里漂浮的不只是守军遗体，还有被卷入战火的平民。为了防止瘟疫，日军在城外多处地点集中焚烧尸体，这一点在多份军史资料中都有记载。从表面看，这是“防疫措施”，但真实场景，显然远比冷冰冰的军事文件更为刺目。
当小队接到“开进城内”的命令时，街道上已经没有正规抵抗力量。零散枪声退到远处，更多的是哭喊和杂乱的脚步声。城门口临时堆放的尸体挡住道路，士兵们只能踏着尸体行走。有人用手套捂住口鼻，有人低头不语，也有人边走边骂：“这些家伙死得真不干净。”
这个阶段的日军，表面上仍是执行“接管任务”的军队，实际上，已经很难说谁还在遵守哪一条明确的军令。对于像泽田这样的小队长而言，上面的命令就是几个字：“前进，占领，警戒。”至于如何对待眼前城里的成千上万平民，尤其是毫无反抗能力的妇女儿童，很多情况下，他和大部分基层军官一样，没有得到明确约束。
这种“空白地带”，很快成为暴行滋生的温床。
二、街巷中的女人：暴行如何从个别变成普遍
进入南京城区后，日军第6师团等部队陆续占据主要交通要道和建筑。新街口一带的十字路口，很快被视为“重要节点”，泽田的小队也曾被派往那里加强警戒。表面上是军车进出、火炮调度，实际上，沿街民宅几乎无人保护。
当时的南京，气温接近零度。沦陷当天和随后的几天里，城内屠杀和抢掠行为频繁发生，路面上残留的血迹直接冻在石板缝里。日本方面部分士兵的回忆录曾提到，城内“到处是倒下的人”，军人和平民的尸体混杂在一起，很多难以辨认身份。
就在这样的环境里，妇女几乎成为最脆弱的目标。
泽田的小队从新街口向内推进途中，不止一次遇到士兵在街角拉扯女性。有年轻的，也有年纪稍长的，有的已经倒在地上，一动不动。有的还在挣扎，边哭边喊。问题在于，这些被拦下的妇女，几乎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保护机制。南京安全区的确存在，但范围有限，边缘地带和安全区外的一大片区域完全暴露在日军之下。
有一次，小队在路口停下等待命令，两个一等兵拉着一名穿浅色棉袄的年轻妇女，从巷子里拖出来。她衣衫凌乱，头发散开，脸上的灰尘和泪水混成一片。一个兵笑着对另一个说：“这可是城里的女人，比乡下的值钱多了。”旁边有人附和：“先带到后面去，别在大路上闹。”
从东京审判和南京法庭的相关证词来看，这样的场景并非个案。沦陷后的首周，强暴妇女、掳走女性的案例急剧增多，很多是在街巷、胡同甚至大街上直接发生。在一些士兵眼中，城破等于“战利品自由分配”，军纪在这个问题上几乎形同虚设。
泽田的日记中曾模糊提到，在新街口附近看到手下对妇女动手，他“觉得不对劲”，但并没有阻止。这个细节虽然简单，却很典型：基层军官或许心中有不安，但在集体氛围和纵容环境下，没有人愿意承担“唱反调”的风险。暴行就这样在沉默中被默认，在默认中扩散开来。
三、下关仓库：从“搜捕”到“集中控制”的模式
南京的下关地区是当时的重要码头，也是平民逃难的主要方向之一。城破后，大批百姓向江边涌去，希望能搭船逃离。日军则在这一带设卡搜查，抓捕所谓“可疑分子”。这其中，许多妇女也被一并扣押。
根据多方面资料，下关一带有仓库被日军当作临时收容点，将抓到的男性集中带走，很多下落不明。而妇女则被分批押往隐蔽地点，遭到轮番侮辱与杀害。泽田所在部队参与的，就是这样一次“搜捕行动”。
那天上午，中队接到命令，要前往下关煤炭港附近“配合整理俘虏”。泽田带着小队赶到时，仓库里已经挤满了惊恐的百姓。地上散落着棉鞋、包袱，还有被撕碎的衣物。几名妇女蜷缩在角落，怀里抱着孩子，低头不敢抬眼。
一名少佐指着一侧墙边的妇女说：“男人先押走，女人留下。”这几个字，等于给在场的士兵打开了一道新的门。有人立即小声对同伴说：“那这些女人归谁管？”另一个人笑着回答：“当然是我们。”
泽田记录说，最终留下的大多是年轻妇女和少女，人数在20人以上。她们被命令站成一排，双手抱头。有的试图开口求情，有的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现场已有兵士在打趣：“这下可有得玩了。”军曹藤原奉命“维持秩序”，他的方式，是用皮带抽打任何试图后退的人。
仓库的墙角有血迹，有人注意到墙上隐约有几笔歪歪扭扭的字，像是用血写的，但已经被脚印和污水模糊。无论这是不是“遗言”，对现场的人来说，都不重要。重点是，接下来，这些女人要被“带走处理”。
这种“先集中再转移”的模式，在南京沦陷后的记录中屡见不鲜：妇女从街上被抓，先暂时关押在院落、仓库、临时据点，随后被批量押往城外或偏僻角落。下关的这批女性，被泽田等人押往江边附近的杨树林，正是这一模式的典型。
四、杨树林：所谓“发明酷刑”的集体堕落
江边有一小片杨树林，离主干道不远，却足够隐蔽。士兵们选中这样一个地方，不难理解：方便聚集，远离视线，又靠近部队活动区域，随时可撤离。
妇女们被驱赶着进入树林，地上铺着一层枯叶，踩上去发出碎裂的声响。她们被命令排成几行，不许说话。谁一旦哭出声，立刻挨打。军曹藤原挥着皮带在队列间走来走去，说：“都老实点，快一点解决，还要回去集合。”
在这种气氛下，一个一等兵的“突发奇想”，引发了后来被称为“舔刑”的变态折磨方式。据泽田日记，发明者正是他手下的一等兵“野山”。他在军中本就以粗野出名，平时常在休息时炫耀自己“对女人有办法”。在杨树林事件中，他的“办法”被放大成一场集体表演。
具体细节在不同材料中记载略有出入，但大致一致的是：野山在众人面前示意，应当强迫这些妇女在极度羞辱的状态下屈服，用舌头去舔士兵身体或鞋靴，以此取乐。甚至有人提出，让妇女互相之间也做类似动作，以增加“趣味”。这种刻意设计的羞辱，被他们起了一个下流的称呼，所谓“舔刑”，并在口耳相传中被传成“发明”。
有士兵当场表现出犹豫，小声嘀咕：“这样是不是太过了？”野山却笑骂：“你上战场杀了人，现在装什么好人？”他甚至冲着泽田的方向喊了一句：“小队长，时间够吗？”泽田没有正面回应，只是说：“快点结束，别拖太久。”这句看似“中立”的话，客观上成为默认。
在羞辱过程中，部分妇女拼死反抗，有的咬人，有的抓挠，有的直接大声怒骂。有一名看起来像医护人员的年轻妇女，右臂缠着绷带，始终站得笔直，一动不动。当一个士兵伸手去撕她衣服时，她狠狠甩头，用未受伤的手去抓对方的脸，指甲划出几道血痕。那名士兵恼羞成怒，将她按倒，用刺刀捅向要害部位，鲜血当场涌出。
也有人选择沉默抵抗。树林边缘，一名穿着蓝色布旗袍的妇女被拖离队伍，她死死抱住一棵树，不肯松手。几名士兵合力才将她拉开，又把她绑在树干上，用刺刀反复戳刺腰腹部。她的脚在空中乱蹬，发出嘶哑的喊声，逐渐变成低沉的喘息。
这样的场景，在树林的不同角落同时上演。士兵轮流“排队”，军曹则负责用皮带抽打任何想缩回去的同伴。有人兴奋，有人麻木，有人嘴里骂骂咧咧地说：“反正上面也不会追究。”
值得注意的是，“舔刑”这类极端羞辱手段，并非南京一地独有。在其他战场也有类似记载，只不过名称不同。它反映的不是某个兵个人的变态，而是在集体暴行环境中，羞辱方式被不断“创新”的过程。基层士兵为了相互炫耀、取乐、消解内心恐惧，会主动想出新的折磨方法，甚至以此获取同伴认同。
从集体心理角度看，这类“发明”往往发生在纪律松散、上级默认甚至暗中纵容的单位。杨树林事件中的少佐、小队长、军曹与士兵，实际上形成了一条纵向链条：上级不明确禁止，下级就把沉默当成许可；有人设计玩法，其他人很快跟进，变成集体行动。
到了后半夜，这些妇女几乎都失去反抗能力。有的倒在地上，一动不动，有的蜷缩在树根边上抽搐。最后，出于“不能留下麻烦”的考虑，士兵们用刺刀和手枪结束了她们的生命，然后匆匆撤离。树林里只剩下风声和散乱的脚印。
五、日记上的“最可惜”：个人记录与历史责任
多年以后，泽田在日记中写下那句被频繁引用的话：“南京城里的姑娘最可惜，日军发明舔刑折磨她们。从人道主义来看，这样做实在太残忍，实在不应该。”这段话的真实性在学界有过核查，基本确认是其战后回忆中的原话。
这句话表面上是在感叹“可惜”，同时也承认了“舔刑”这种残忍手段的存在和日军的责任。但稍微推敲，就会发现一个矛盾：当年在树林中，他并未坚决制止，甚至在具体指令上起到了“放行”的作用；而多年后，他选择在纸上表达“后悔”和“同情”。
这种心理状态，并不罕见。战后不少日军士兵在自传、回忆录中，都曾用类似语气写过“那时候太残忍”“现在想来不应该”。从史料价值看，这类记载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线索，能帮助还原当时的场景、参与人员、行径模式。但从责任角度看，这种事后“自省”很难抵消当年的参与或纵容。
有意思的是，泽田在日记中并未把自己写成“英雄”或“阻止者”，而是站在一个“观察者”的位置，既承认暴行存在，又在叙述上与具体行动拉开一点距离。这种写法，与不少战后日本回忆录中“我只是看到了”“我当时很难受”的叙述相似，既透露出内心负担，也反映了一种无形的自我辩解。
从历史研究角度看，像泽田这样的日记，至少说明三点。
一是南京暴行在基层士兵眼中，并非什么“传言”，而是切身参与并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历。否则，他没有必要在多年后仍旧提及，并以“最可惜”来形容城里的女性遭遇。
二是“舔刑”这类极端羞辱方式，确实出自日军士兵之手，而且被当作某种“发明”在内部传播。这与审判记录、难民陈述中描述的各种变态折磨手段相互印证，说明暴行远非一两起偶发事件，而是存在一定的“学习”“模仿”过程。
三是个别人的悔意，并没有改变整体责任格局。无论泽田在日记中如何评价“人道主义”，他所在部队在南京的行动，已经被卷入整体的侵华战争罪行中。个人的情绪记录，只能成为后人研究的一个切片，而不能成为减轻责任的借口。
六、制度松弛与集体犯罪：从一个小队看大局
如果把视野从杨树林拉远一点，就能看到更大的背景。
南京保卫战结束后，日军在城内实施大规模搜捕、杀戮和强暴行为，这一点，不仅有中国幸存者证词，还有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的日记、报告，以及东京审判的审理材料。特别是在沦陷后的头一两周，妇女失踪、遭强暴的案例异常集中，很多被记录在安全区的投诉、登记中。
与这些资料对照，可以发现泽田所见并参与的事件，并不是孤立存在，而是一个普遍模式里的一个环节。模式大致包括几步：围城、破城、平民暴露、部队入城、军纪松弛、搜捕与集中、强暴与屠杀。不同部队、不同地点的具体做法可能有差异，但整体路径相似。
在这种模式下，“舔刑”之类“发明”，属于中间环节的变态变化。它不是来自高层明确下令，而是源自基层士兵在缺乏约束环境中“自由发挥”。这种“自由”，建立在三个前提之上：
一是上级没有明确禁止，甚至公开默许。仓库里那句“男人押走，女人留下”，就是典型的信号。
二是同僚间相互鼓励，通过炫耀“胆量”和“手段”来获得群体认同。野山发明“舔刑”，就是希望借此显示自己“比别人更厉害”。
三是受害者完全失去申诉渠道。杨树林这种地点，本就是为了让施暴者“放心动手”而选择的。没有外人，没有记录，没有当场追责。
制度松弛之下，集体犯罪很容易通过这种底层“创新”迅速升级。与其说“舔刑”是某个个人的邪念，不如说是整个环境的产物。个别士兵可能有更多残忍想法，但若没有这样的环境，也很难在公开场合大胆实施，更难被同伴模仿。
从这个角度回看泽田，他既是这个制度链条中的一环，也是见证者。作为小队长，他有权利说“不准这样做”，但他选择的是“快点结束”“别拖太久”这样的折中态度。这种态度，本质上就是对暴行的一种间接支持。
在战后审判中，法庭更多追究的是中高级军官和政策制定者的责任，而像泽田这样的基层军官，多数没有被直接送上被告席。这并不代表他们就无罪，而是司法资源有限，只能以代表性人物承担整体责任。历史研究在这里的作用，就是把那些没有受到审判的参与者和他们的行为，呈现在史料之中。
结语不必多言，1937年冬天南京城内发生的一切，早已被大量证据反复证明。泽田在日记中写下“南京城里的姑娘最可惜”，这一句并没有为任何人开脱，反而成为一种铁证：在侵略军士兵自己的记忆里，那些被押往仓库、杨树林的妇女，的确在那座城市最黑暗的时刻，承受了最残酷的折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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